【西南边疆】刊文解析红军借道云南历史悬案

龙云献图红军乃有意而为：

讲武堂校友情谊至关重要！

普金山

【摘要】过去认为1935年红军长征过云南时，发生的“龙云献图”是一种“偶然”事件。谢本书教授认为，很可能是“有意而为”，值得重视。揭示龙云献图“有意而为”的重要环节，是探明押运地图“李副官”的真实身份，他是中共高级特工卢志英的可能性很大。如果这一探索能够成立，问题就可迎刃而解。红军长征过云南，龙云采取了两面策略，献图是其策略的一个重要方面，表明龙云的政治态度已开始了重大转变。过去对这一事件的真相及其影响，未能引起足够的重视，一般只是轻描淡写地看作是“偶然”事件。[1]

云南民族大学教授谢本书多年研究认为，这很可能是龙云“有意而为”。[2]这个有新意的认识，值得我们重视。我沿着谢本书教授的思路，经过几年的探索，对龙云献图“有意而为”的认识有了进一步理解。随着真相逐渐明朗，其对红军长征历史进程的影响也超过了我们原有的认识和想象，其意义不可低估，弄清“献图”事件及其影响，有助于弥补红军长征史研究中的一个缺环。为此，本文就龙云献图问题再次进行探索。

一、龙云献图“有意而为”之说很重要

1935年4月27日，红军总部机关在滇黔公路曲靖地区沾益段截获龙云送给薛岳的地图。

当日16时30分，中革军委电示各军团首长：“今27日零时我野战军司令部已抵曲靖西上下小山宿营，沿马路俘获昆明开来汽车一辆，内有龙云送薛敌之云南十万分之一地图二十余份，白药 1000包另四百瓶及副官一。”[3]

谢本书教授对此问题进行了持续追踪，从龙云的两次谈话中，很大程度上打破了红军截获地图是偶然事件的传统解释，打开了“龙云献图”的冰山一角。

20世纪50年代初，龙云与张冲一次闲聊，张冲之子乌谷亲耳听到，龙云对张冲说，1935年红军在曲靖缴获地图、白药等物资，是他通过关系，预先告诉了红军消息。[4] 90年代初，云南著名作家马子华先生在《一个幕僚眼中的云南王龙云》书中，详细叙述了龙云亲口讲述的一件往事，大概意思是：罗炳辉给龙云写了一封“借路”入川北上的信，让人送到龙公馆。龙云答应照办并准备了一卡车药品相机送给红军。[5]

后来，原边纵二支队营教导员，水电十四局离休干部，云南泸西人张渔村先生告诉谢本书教授：龙云给红军送地图、物资一事，传递信息的是时任滇黔绥靖公署查缉队队长，他的叔祖父张永年。[6]

差不多与此同时，当事人汽车押运人赵汝成的回忆，把“献图”的运输过程较为清楚地表述出来，表明红军截留汽车早有准备。赵汝成回忆的大概意思是：1935年4月27日早上7:30，我带着一大一小两辆车由护国路汽车管理营业部（现护国小学）出发，到巡津街都兰酒店，找到了穿军装披狐皮大衣不佩戴军衔的李副官。外省口音的李副官叫我们从他住的房里搬来几捆用玻璃纸密封的圆筒，搬上卡车。之后，又到金碧路曲焕章大药房（今锡安圣堂斜对面），由早已等候在那里的搬运人员向卡车搬上几十箱“百宝丹”（云南白药）。约9时许，小车在前，卡车在后，由昆明城往滇东公路驶去。李副官交代，此行目的地是云南沾益。

汽车快下到沾益缅甸坡底时，突然，在驶出弯道出口处，汽车被公路道心横挡着的两棵大树干挡住去路，车停了下来。枪声响了，李副官乘坐的小车是唯一攻击目标，但片刻之后就停止了。持枪的红军战士把李副官双手捆着，从公路的一端押走了。

当天下午，我们被叫到了后厅堂，看到在一张红漆八仙桌上头坐着一位留着黑黝黝长胡须的红军干部，了解了一些有关昆明的情况，第二天，我们等人领到5元大洋作路费，被放回家了。一个月后，我无意中在昆明马市口得意春旅馆门 口遇到李副官，李副官对我说他那天是在飞机来轰炸时逃出来的。[7]

赵汝成的回忆除截车时“公路道心横挡着两棵被砍倒的大树干”外，还有三个耐人寻味的细节，一个是运输地图物资的汽车是民用车辆，且除一个穿军装披狐皮大衣不佩戴军衔的副官外，没有武装押运；二是李副官指定的车行目的地是红军总部刚好到达的沾益，也就是说，李副官单枪匹马押运军用物资，几乎是迎着从贵州进入云南的红军总部——曲靖西上下小山宿营地而来；三是李副官和赵汝成等人被俘后就被隔离，蹊跷的是一个多月后，李副官却在昆明现身。

薛岳的副官亲自前往押运云南最高当局送给中央追剿军最高长官的军用地图和物资，不管是薛岳还是龙云，竟然不派一兵一卒跟随或保护，也不用军车运输而用地方运输公司的普通汽车运输，实在令人匪夷所思。

查阅红军方面截获地图的史实，除红军电文明确记录外，有时任党中央领导人陈云（化名廉臣）文章的记载，译电员林伟日记记述，毛泽东警卫员吴吉清、中央纵队参谋吕黎平、孔石泉的回忆，军委侦察队队长张明远的记述，还有周恩来警卫员范金标、魏国禄的记述和老红军雷钦的讲述。

在所有的记录、记述、回忆和讲述中，具体情况和细节的描述有所出入。吕黎平、孔石泉回忆截获地图是总部侦查科长刘金定（一说是陈育才）、总部侦查参谋吕黎平带领红军战士干的，吕黎平还写了《巧获地图定决策》打油诗：“曲靖公路上，巧获两件宝。地图辨方向，白药治伤员。渡江走捷径，龙云有‘功劳'西去崎岖道，汽车不要了。”雷钦的讲述是由时任红军总部侦查科长的“龙潭三杰”之一的胡底组织实施的；张明远回忆车辆和地图是自己带领走在军委纵队前的侦察队亲自截获的，半小时后周恩来等人赶到现场；范金标和魏国禄的记述表 明，最高军事指挥“三人团”之一的周恩来就在截车现场，是周恩来亲自下命令指挥了截车战斗。值得重视的是，张明远和范、魏两人的记述与赵汝成的回忆中提到，在截车后他被叫到后厅堂，与一位坐在一张红漆八仙桌上头，留着黑黝黝长胡须的红军干部的谈话相吻合。这位“留着黑黝黝胡须”的红军干部，让人下意识想到的就是周恩来。

根据以上多种线索，谢本书教授提出龙云献图应是“有意而为”的认识，值得重视。尽管没有红军方面关于与龙云相约拦车截图的证据披露，“献图”疑点重重，但是献图这一事件，却是肯定无疑的。

关于地图，有缴获珍贵的一份说、有几十份、二三十份说，更有一种夸张的说法是缴获了1000 份地图；缴获的白药，有人说是几十箱，也有人回忆是一卡车；车上的火腿有几百只；普洱茶几十包等。

关于拦车截图的时间和地点，红军电文记述是4月27日零时红军总部到达曲靖西上下小山宿营；赵汝成回忆和红军方面的回忆是4月27日 午后（下午）在曲靖西山乡关下村（缅甸坡）。

关于车辆，有一辆说、有两辆说和三辆说。

关于战斗的经过，虽然细节有出入，但几乎所有的回忆都较一致，即这次战斗是由红军最高指挥部组织实施的，但战斗并不激烈，整个经过为红军开枪截住汽车，俘虏车上的副官和人员。[8]

关于押运的人员，红军电文是俘获“副官一”；赵汝成的回忆是李副官外加押运员、司机共 5人；红军老战士的诸多回忆都没有荷枪实弹的士兵押运和打死人的情况。

这一起由“我野战军司令部”最高首长直接指挥并大有缴获的“战斗”，在红军总部历史上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历史上唯一的一件奇事，为何那么扑朔迷离？

据“李副官”供述“地图”出现在沾益，原因是飞行员突然生病，改由汽车急送。但是，魏国禄《长征在曲靖》一文回忆：部队到达沾益，这一天是白天行军，部队在公路上走着，从昆明方向飞来三架飞机，像没发现什么似的飞走了。敌机刚过去，昆明方向开来三辆卡车，周恩来命令截住卡车。[9]4月29日《云南民国日报》第六版报道“昨（28日）总司令部派飞机3架，由高旅长荫槐，张旅长云鹏，陈副官长自新，分乘飞往曲靖、沾益一带，侦查匪踪，下午即飞返省垣，向总部报告侦察之经过。”[10]另外，早在唐继尧时期，云南就创立了航空学校。龙云主政后，加强对云南航空学校第二期学员的训练（第一期卒业于1926年7月）。1930至1933年，招考第三、四届飞行及机械学员各五十名。[11]据此推断，当时云南方面飞机不止一架，飞行员不止一人。

明明可用飞机运送的军用物资，却因“飞行员突然生病”改用民用汽车运送；明明知道红军已进入云南曲靖地区却还要把军用物资迎着红军前进的方向“送去”；明明知道路途危险却不派一兵一卒护送……这当中有太多的无法解释和难以理解。

更为蹊跷的是，5月4日正午12时，薛岳由马龙乘汽车到达昆明，虽然龙云下令不许中央军入城，但高规格热情接待了薛岳，还将薛岳迎到几天前“李副官”住过的巡津街都兰酒店安顿下来。云南地方报纸《云南日报》5月6日、5月7日、5月8日第六版连续报道：薛岳“数度晋谒龙总司令请示机宜”；龙总司令特于6日下午6时许，“由总部乘车往巡津街都兰酒店访晤薛氏，叙谈一切”。[12]奇怪的是双方都没有谈到“李副官”先赴昆明见过龙云和索要地图、白药，以及地图、白药丢失情况。

回顾整个“拦车截图”事件的概貌，较清晰地应该是：红军截获一大一小两辆汽车，因小车上没有地图和白药，所以红军发出的电文只说俘获汽车一辆。这应该也是小车成为攻击唯一目标的原因，小车上有李副官没有物资，不用担心地 图被损坏，还可以让李副官身份不容易在赵汝成等人面前暴露。

拦车截图的时间只可能是下午。汽车从昆明早上出发（开夜车在当时是非常危险的），从路程和当时的路况计算，到达沾益的时间正好是下午，也符合赵汝成吃过中午饭后，汽车快到缅甸坡底时被截获的回忆。赵汝成和红军战士们的回忆是相吻合的。所以，从时间上看，27日零时野战军司令部抵达曲靖西上下小山宿营。当天下午（大概两三点钟），红军总部人员在曲靖西山乡关下村（缅甸坡）截获地图和物资也就顺理成章了。

车上的物资也只可能是地图和白药，火腿和普洱茶是附会之说。[13]红军军委电文说得非常清楚，地图20余份，白药1000包另400瓶；赵汝成回忆往卡车上搬的物资，只有几捆用玻璃纸密封的圆筒和几十箱百宝丹；吕黎平写的《巧获地图定决策》打油诗也明确缴获的是“定方向的地图”和“治伤员的白药”。

看来“李副官”的使命和目的就是一个，4月27日下午以前，将汽车走滇黔公路开到红军到达的曲靖沾益一带，见到预先设置挡路的大树，就完成了使命。 

那个神秘的、一个月后又与赵汝成相遇在昆明街头的“李副官”，可能根本不是国民党，而很可能是中共地下特工。 

                                                

从赵汝成的描述看，这个异常精警干练，操外地口音的“李副官”明显不是云南人。深有来历的“李副官”得到了云南最高当局的信任，龙云既知道他真正的目的在哪里，又不用担心被蒋介石、薛岳抓住通共把柄。

进一步追踪“李副官”的身份，是揭示龙云献图“有意而为”的重要环节。

二、“李副官”是中共高级特工卢志英吗？

长征途中，中央红军的情报部门有破译蒋介石电报密码的能力，还有通过其他渠道及时获取国民党军调动部署的能力。在贵州转战于赤水河边的那些日子里，如果没有及时准确的情报来源，很难想象红军能在敌人密如蛛网的“围剿”缝隙中成功地来回穿越移动。

徐向前元帅就四渡赤水战事曾有过一次谈话。他说：“毛主席用兵确有过人之处，但他也是以情报做基础的。中央红军四渡赤水河时，中央负责情报工作的是总理、伯承、剑英、克农和陈赓、曾希圣、王铮等，对敌情了如指掌。红军之所以敢于在云贵川湘几个老军阀的防区内穿插往返，如鱼得水，就是因为我们在龙云、王家烈、刘湘、何健的内部安插了我们的人，并且我们破获了他们的密码。因此，我们掌握了战争的主动权。”[14]

负责情报工作的同志为何能够对“敌情了如指掌”？“我们的人”又是哪些人？绕来绕去，“龙云献图”主事者，即那个神秘的“李副官”还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

2011年7月13日《中华读书报》第五、六、七 版连续三版，发表了《被隐没的中共高级特工卢志英事迹考略》的长文（作者:王清波），作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特稿”。该文题目上加了三句引言：

毛泽东主席一次特殊委托；徐向前元帅所谈“我们的人”；长征路上鲜为人知的英烈往事。

该文相当明确地暗示：这个薛岳身边神秘的“李副官”，就是徐帅所说的“我们的人”。这个人是曾在中共最高机关工作过的高级特工，在毛泽东、朱德、周恩来身边待过，也在刘伯承、叶剑英、李克农、陈赓、曾希圣、潘汉年身边待过。这个“看不见影子”的人，富有传奇性，应是长期从事秘密工作的革命先辈、中共中央特科重要成员卢志英。

卢志英真是那位“既有在薛岳身边真正任职的经历，又有多次前往龙云府至少‘茗茶谈心’的经历”[15]的李副官吗？可能性是很大的。

卢志英（1905~1948)，山东昌邑县（今潍坊地区）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在北平、南京、上海、杭州、西安、江西、贵州等地进行秘密军情工作，在中共中央特科与钱壮飞属同类型干部，受周恩来直接领导。1934年打入国民党江西德安第四行政专员公署保安司令部，同专员公署专员兼保安司令莫雄结成了特殊的统战关系。

莫雄（1891~1980)是典型的民国军人，老同盟会员，与蒋介石关系很深，与国民党要员杨永泰、陈诚、张发奎、薛岳等深交莫逆；也与共产党领导人周恩来、朱德、叶剑英等有着深厚的友谊。1934年3月，莫雄在杨永泰的推荐下，担任了江西德安第四行政督察专员公署专员兼保安司令。而莫雄又在共产党人的推荐下，让卢志英担任保安司令部的参谋长。1934年10月初，莫雄在蒋介石的眼皮底下，将“铁桶”合围红军的绝密情报通过卢志英等共产党人传递给了瑞金的周恩来。一星期后，红军大转移，长征开始，一举跳出了即将合拢的“铁桶”包围圈。

莫雄回忆说：“在司令部内部与我经常在一起的卢志英同志，给我的影响最深。”[16]由于莫雄的掩护，卢志英成为中共秘密战线打入国民党军队内部最深的人员之一。1934年12月，由莫雄推荐卢志英进入正在追剿红军的薛岳身边，担任副官（人称“李副官”）。1935年1月，卢志英随着薛岳进驻贵阳，后又转赴贵州毕节。此时，莫雄在毕节担任云贵川三省边区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而卢志英再度出任莫雄的参谋长和总务科长。

在中央红军“四渡赤水”的日子里，卢志英在贵州毕节周围地域活动频繁，出色的情报工作使红军多次转危为安。

中央红军二渡赤水重占遵义击溃黔军8个团后，又延伸打援，消灭中央军吴奇伟部93师大部、59师一部。这是中央红军自长征以来取得的最大的一次胜利。

战斗过程中一个最重要的细节是，当红3 军团防守的遵义红花岗右侧主峰老鸦山被吴奇伟93师攻占，遵义城完全暴露在敌人的火力之下。战局千钧一发之际，毛泽东获得了吴奇伟把指挥部设在忠庄铺的准确情报，并指示林彪的红1军团向敌人侧后出击，直插忠庄铺吴奇伟指挥部，使占领老鸦山主峰之敌顷刻间散失了战斗意志。

遵义大捷后，蒋介石调整战略部署，决心不再和红军比机动，制订了庞大的黔北合围计划，打算再次使用把红军逼上长征路的碉堡围困政策，步步为营压缩包围圈，把红军困死在黔北。

红军的长项是打运动战，在运动中捕捉战机消灭敌人，大军合围，耗下去的结果就是坐以待毙。时间一天天过去，中央红军反复诱敌没有效果，遵义地区的敌情却已越来越严重了。北面的川军进驻桐梓，湘军沿乌江东岸推进，滇军从西面向东前出，中央军薛岳兵团、王家烈部队从东南一线向遵义地区集结并修筑坚固工事。

毛泽东主张打击鲁班场的周浑元部以调动敌人，但是中央红军3月5日、6日的两次诱敌行动却未能奏效。3月10日凌晨1时，红1军团军团长林彪和政治委员聂荣臻向中革军委发出一封“万急”的电报，建议进攻黔军占据的打鼓新 场，以打开战场上的僵持局面。

建议被提交到当天在苟坝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进行讨论。会上，除毛泽东一人坚决不同意外，与会人员几乎全部都支持林、罗的意见，并以举手表决的方式，通过了发起打鼓新场的作战计划。

毛泽东最终说服周恩来放弃发起打鼓新场的战斗，理由就是攻击鲁班场周浑元中央军以调动敌人，红军才有打破蒋介石在黔北合围红军的可能，从而瓦解蒋介石把红军“困死在黔北”的战略企图，攻击敌人重兵把守的周浑元纵队，只是 四渡赤水战事中的一次调敌行动。这当中，毛泽东有三个不便向与会人员说明的原因。

一是毛泽东掌握“连军团级的干部都不知道”（杨尚昆语）的情报来源，这一情报来源使毛泽东窥破了蒋介石合围红军的、类似于长征前夕“铁桶计划”的战略意图，毛泽东从跳出“合围”的战略考虑整个战局，为了战略目标的实现，作战意图必须绝对保密；

二是毛泽东在掌握了蒋介石合围红军于黔北的战略部署情报后，以他独到的战略眼光，清楚拿下打鼓新场消灭黔军这一战役，在战略上是无法起到打破敌人合围作用的，反而将起到把红军完全暴露给了敌人的反作用；

三是毛泽东也清楚鲁班场的周浑元是啃不动的，啃不动还要硬啃，这是一种战略上的需要，为了实现战略上的需要，红军甚至会付出较大伤亡的代价，这一点就更不能在会上公开讲了。

攻打鲁班场的战斗只是策划另一场战役的前奏，一切的目的在于调动敌人，打破僵局，冲出困境。

关于此时毛泽东的情报来源，一般认为来自二局对敌电讯破译，这一点有不少史料已经证实。但这又恰恰暴露了一个问题，就是苟坝会议时，指挥军队打仗的周恩来、朱德、林彪、刘伯承、聂荣臻、叶剑英、王稼祥甚至包括党的领导人张闻天、博古等，用的情报“助手”，都是同一个二局，红军里没有也不可能再有另一个二局。对于情报，因分析水平的不同，出现差异甚至完全相反意见的可能是有的，本不足为怪、但是同一地点、同一时间、同样的敌情，毛泽东和大家的意见截然相反，显然不正常。

这一切说明毛泽东有着不只是二局单一的情报来源，或者说，有着同样来自二局但更深处，此时其他人包括领导人还不知晓的情报渠道。“苟坝会议开会之前，毛泽东接见了几位‘地方的同志’谈了很长时间，谈的是‘根据地建设'。”[17]

这几位地方同志是谁？毛泽东同他们谈了些什么？在《被隐没的中共高级特工卢志英事迹考略》的记述是“1935年1月底到3月，卢志英在毕节活动甚为频繁”。

鲁班场战斗调动了敌人，红军冲出黔北，第四次东渡赤水河后大举南下，打算南渡乌江。中革军委二局破译敌方电文显示：中央军周浑元、吴奇伟纵队准备向泮水、新场前进。如果对方发现我动向，很可能改为向狗场、安底、沙土方向猛追，重演如湘江战役一样的局面。情况万分危急，曾希圣提出了一个极为冒险的情报计划，利用二局掌握敌之密码和电文格式，冒充在贵阳的蒋总司令越级指挥，给周浑元、吴奇伟发电，命令两纵队继续向泮水、新场前进，将敌两个主力调开，以此打乱蒋介石对红军的追剿部署。

但一个关键的问题是，当时国民党重要的电台、电讯部门收发报人员大多互相认识，发报手法基本都熟悉，贸然冒充，风险极大。

万幸的是，假电报3月30日晚间发出后，居然奏效，红军避免了一场类似湘江的血战，赢得了南渡乌江的时间。

“这封假电报有极大的可能是动用了卢志英小组，用毕节莫雄司令部的军用电台来操作得以实现的。” [18]

3月30日夜晚，毕节莫雄司令部的电报间外面遮着窗帘，里面灯火通明，击键滴答声彻夜响至破晓。卢志英整夜在电报间。[19]

3月31日午后，中央红军除红9军团外，全部南渡乌江。同一天，卢志英向莫雄司令官请假回上海。但是，红军进入云南后，蹊跷的李副官就押运着地图于4月27日出现在了曲靖沾益，三天后的4月30日，神秘的“工作组李组长”带着先头部队干部团前卫连（即五连，带队的有营教导员罗贵波、副营长霍海元）肖应棠（萧应棠）部，一昼夜急行军于5月1日晚赶到皎平渡夺取船只并占领渡口，[20]保证了中央红军顺利渡江。

《被隐没的中共高级特工卢志英事迹考略》 引述时任干部团前卫连连长肖应棠的回忆文章称，中央决定干部团先行抢占金沙江皎平渡之时，干部团团长陈赓对肖应棠交代任务时，指着身边一位他不认识，穿着黑衣服的同志向他说: “中央派一个工作组与你们一同前去执行任务，这是组长李同志，由他统一负责。”[21]

李组长和肖应棠带着前卫连5月30日晚出发后，5月1日，刘伯承带着接应前卫连的渡江先遣队赶到团街。“安排好部队宿营，刘伯承就叫保卫局工作部部长李克农通知军委侦查科长胡底、干部团率先遣营负责人及侦查队长张明远，在李克农的住处开会。[22]结合肖应棠、谢振华“5月1日晚实现了军委‘5•1’夺取金沙江渡口的命令”的回忆，从时间上看，应该是工作组李组长与肖应棠率前卫连走在了刘伯承、李克农率领的渡江先遣队之前。

肖应棠记述是：前卫连在李组长的带领下以每小时十多里的速度急行军赶到离金沙江只有六十来里路的地方，工作组李组长和肖应棠研究了抢占渡口的问题。当晚抢渡时和整个渡江过程中，没有提及任何关于工作组和李组长过江的情况。“肖应棠的记载是，抢渡时，工作组没有过江。”[23]

“我们掌握的资料是，3月31日，卢志英向莫雄请假，回到红军中枢，并带领红军先头部队进入云南。在5月初，将红军送过金沙江后，返回了毕节，向莫雄销假。”[24]

换句话说，押送地图、白药的“李副官”，将红军送过金沙江的“李组长”，毕节莫雄专署的参谋长兼总务科长的卢志英是同一个人。“李副官”被红军“俘虏”后，就与赵汝成等分开了；三天后熟悉情况的“李副官”变成了穿黑衣服的 “李组长”，带领前卫连抢占渡口成功后，回到昆明与赵汝成不期而遇；红军渡过金沙江，卢志英返回毕节……这应是真实的中共高级特工卢志英完成“送图”使命后的行动轨迹。因而，押送龙云地图送给红军的“李副官”，很可能就是这个卢志英。

三、龙云对红军长征过云南的两面策略

红军长征，蒋介石作驱赶式追击，希望把红军赶到哪里，就把中央势力延伸到哪里，从而造成中国真正意义上的统一，这一点龙云通过他放在南京、香港的眼线看得明白。

美国记者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在《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里记述，香港某些重要人士通过代表给龙云发来电报。电报上说：“我跟贵州和湖南谈过。我的印象是他们希望红军离开这片地区就好。而红军希望从云南借道去四川。所以最好让他们如愿以偿，不用跟他们拼命。”龙云在电报下写道：“此论合乎西南利益。”[25] 

哈里森·索尔兹伯里还在注释中写道：“很多1935年在昆明的外国人认为龙云指望红军尽快北上入川，因为他害怕蒋介石对他有所企图。性情乖僻的美国植物学家、探险家约瑟夫·洛克当时在日记中写道：‘如果我是龙云的话就放他们（共产党）过去，让（国民党）见鬼去……蒋介石迫使共产党南下入滇，封锁了他们北上的道路，但龙云肯定会给他使绊子，放他们西去的……而蒋介石则会在此吃瘪，他活该的’。”[26]

应该说约瑟夫·洛克的看法代表了云南当局的一种普遍看法。

红军西进贵州，龙云多次与智囊们商议对付红军的策略。商议的结果，意见较为集中，综合云南的各方面条件，认为红军在云南立足的可能性极小，“其意仍在蜀”。[27]因此，龙云接受了省政府委员兼第10路总指挥部参谋长孙渡的建 议：红军在没有进入云南之前，尽量将红军堵于境外，一旦堵不住，红军进入云南境内，就采取追而不堵，将红军尽快赶走。

替薛岳整理过追堵红军的全部有关资料的李以劻，根据龙云、蒋介石、薛岳、刘湘等来往的电文，分析龙云对红军的态度：“龙云认为：云南地处边陲，情况复杂，红军此次入滇，路过是上策，想久居是下策。[28]

为把红军堵在境外，龙云采取出兵贵州的“上策”，问题是兵力不敷分配，处处设防则处处薄弱，集中一点则两侧空虚。所以，滇军在对红军的防堵，兵力集中在黔西北的威宁、毕节和大定一带，这就造成黔西南地区兵力布防力量不足，特别是昆明兵力空虚。一旦红军调敌成功从黔西南直插曲靖、沾益地区，龙云为了力保昆明不失，就只能放开北面金沙江防线，让红军北去。

其实，在整个追堵红军的过程中，龙云实行的是两面策略，他一方面在省内大修碉堡，死死堵住红军入滇通道，处分堵击红军不力的县长和地方官吏；另一方面，万一堵不住，就尽快赶出境了事，以为转圜。这种两面策略，在红军进入云南后，重点就是想方设法把红军“放”出云南，“献图”是其策略的重要方面，这实际上是龙云政治态度重大转变的开始。

红军在贵州无法立足，就要考虑出路。北渡长江未果后不得已西渡赤水进入滇东北扎西地区，遇上滇军的防堵，只好折返黔北。回黔后，与红2、红6军团会合就成了必然的选择，但黔东到湘西又有国民党重兵防守，不得已南渡乌江找出路。南下的出路也只有两条，一条入桂，一条入滇。南走桂境，战略回旋余地不大，一旦遭到蒋介石和李宗仁、白崇禧的夹击，红军就陷入了巨大的危险之中，红军也在一直非常小心地不让这种局面发生。入滇，将意味着红军会被敌人压向 少数民族聚居的边陲，离中国的心脏地带就更远了。入滇后再往西、往南走，就是国境线。这是一条明朝永历皇帝一路被吴三桂追杀，一路逃难的路线，所以，红军中一直有一种不愿入滇的情绪。

“红军希望从云南借道去四川”，并不是特别看重云南这块地盘：“龙云指望红军尽快北上入川”，不给中央势力渗透云南的机会。双方在根本利益上是一致的，问题是红军一旦入滇“借道入川”的战略意图必须实现，唯有如此，处于巨大危险之中的红军才能置之死地而后生，尾在红军后面的国民党中央军才没有在云南长期停留下来的借口。这样，龙云防堵红军的态度就显得尤为关键了。红军方面必须把坚决不占云南地盘的态度明确地传达给龙云集团，云南方面要心领 神会地在暗中对红军给予实质性的帮助。双方这种在实际层面的操作，通过红军在曲靖沾益地区截获地图的方式得以实现。

其实，把红军堵在境外或尽快赶走的策略，并不是龙云的发明，之前陈济棠、白崇禧早已干过。

第五次反“围剿”失利，中央红军被迫转移，突破前三道封锁线相对比较顺利，就与广东军阀陈济棠有“借道”秘密协议不无关系。蒋介石借围剿红军，却有意要把红军压入粤境，借追剿红军收拾陈济棠。寻求自保的陈济棠主动与红军 接触，派出代表杨幼敏和第3军第8师师长黄质文、第3军独立第1师师长黄任寰与中共粤赣军区司令员何长工、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潘汉年在寻乌举行秘密会谈，达成了5项协议：就地停战；解除封锁；互通情报；互借道路；红军可在粵北设后方医院。[29]

协议达刚刚达成，红军开始转移，陈济棠忠实履行了协议，在湘粵边境划定通道，让红军通过。

红军进入郴州、耒阳、衡阳一线后，在衡阳召开军事会议，制订庞大的“湘江追堵”计划。

整个计划可谓周密完备：湘军刘建绪和桂军夏威封锁湘江；精锐周浑元、吴奇伟军互为犄角，周浑元军抢占道县，压迫红军西进，吴奇伟军沿永州西进，阻止红军北上。这样，逼使红军强渡湘江，形成几十万大军前堵后追、左右侧击造成湘江东岸进行决战的有利态势。若红军渡江就以湘江为屏障迎头堵击，将其消灭；若红军不渡湘江，就只有转入粵北或桂北，一旦红军入境，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就会拼死抵抗。

但是桂系历来与蒋矛盾极深，在参与追剿红军的过程中奉行“防蒋重于防共”的策略，对红军“不拦头，不斩腰，只击尾”，让开正面，占领侧翼，目的是促使红军早日离开桂境。

蒋介石、桂系和何健互相算计，钩心斗角。桂系首先向蒋介石玩了一个“障眼法”。11月20 日，红军先头接近桂北，桂系以李宗仁的名义给蒋介石发报:提出红军主力由临武分经嘉禾蓝山向着龙虎关而来，富川、贺县同时吃紧，要求将原在龙虎关防堵的桂军主力，移赴恭城附近，策应富贺兴灌，兴安灌阳以北由湘军接防。电报发出后，白崇禧命令桂军撤至灌阳、兴安一线，变正面阵地为侧面阵地，改堵截为侧击。

桂军撤防，蒋介石只好要求何健部队向江华、贺县推进。23日何健电令刘建绪准备南移接防，却让部队26日才开始南移，并且反复叮嘱刘建绪守好自家的一亩三分地，湘军接防不要伸过全州。

白崇禧撤防，何健不补漏洞，贯彻地都是把红军堵在境外，推动红军早日离境的作战思想。

由于红军行动迟缓，给了蒋介石重新布置的机会，红军血战湘江后，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转移。

中央红军西进贵州，刚好把贵州军阀王家烈送入蒋介石的枪口。

1935年1月，红军北渡乌江占领遵义，薛岳十万大军却直入贵阳，以亲信郭思演为贵阳警备司令，用中央军取代了黔军为贵阳城防军。薛岳在贵阳大肆招兵买马，拉拢收买黔军将领，由于中央军粮饷比贵州部队优厚，以致黔军成建制投向薛部。

祸不单行的是西去的红军二渡赤水回师黔北击溃黔军主力，王家烈陷入军事失利、部下背叛的四面楚歌当中。3月24日蒋介石飞赴贵阳，30日即明令免去王家烈贵州省主席职务，又于4 月底逼迫王家烈辞去军职，出国游历。蒋介石的中央势力成功吃掉了黔系地方势力。

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地区地瘠民贫，建立根据地条件并不理想。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决定打过长江，会合红四方面军，到川西北创建根据地。

四川的刘湘比王家烈精明，他认定“中央红军入黔必将入川与红四方面军会合，且以在川南渡江之打算为最大”，[30]更重要的是他看到了跟在红军后面的“黄雀”，意识到了巨大的危险。调集川军主力12个旅的兵力，布防在宜宾至江津间的长江南岸，任命潘文华为南岸“剿匪”总指挥，死守长江防线，坚决不让中央红军过长江，坚决不给中央军进入四川腹地制造任何机会。土城一战，红军被迫进入云南。

龙云将红军堵在境外的美梦破灭了。

虽然红军已经进入云南，但龙云对跟在后面的蒋介石嫡系部队更是心存戒惧。所以，红军进入滇东北的扎西地区，龙云坚决堵截，红军被迫回师黔北；红军兵临贵阳虚晃一枪后渡过北盘江征战滇东，龙云始终坚持“将共军尽快赶走为最好”的既定方针。

龙云无从知晓陈济棠借道、白崇禧放水的具体情况，但蒋介石和薛岳在贵州搞掉王家烈的一系列动作和川军在长江沿岸对红军的防堵，龙云是看得明白的。红军突然二进云南，龙云被情势所逼，收拢金沙江沿岸布防的兵力增援昆明，客 观上为红军北上闪开通道，对红军采取“送客式”追剿。

正因为如此，中央红军进入云南腹地后，在孙渡的主力回援不及，昆明防卫力量薄弱的情况下，龙云对中央军的提防始终不放松。当薛岳的先头部队接近昆明时，龙云不许中央军入城。同时，龙云又害怕红军在自己的地盘上做大，对红 军采取软的和硬的两手进行“追剿”。红军快速通过就采取驱赶式追击，一旦红军有停下来的迹象，立即派飞机轰炸，严令各县，誓死守土，与县城共存亡，坚决不给红军半点停留下来的机会。龙云对付红军的两面策略，向红军传递出的信号是借道走人可以，留下不行；向蒋介石传递出的信号是协助“追剿”红军可以，但绝不做王家烈第二。

这样，红军在曲靖沾益地区拦车截图的事件，就成了红军能否顺利渡江北上的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环节。

四、龙云献图应是“有意而为”

《民国高级将领列传·7》收录胡瑛传记，其中写道：“1935年，红军长征北上，途经云南时，龙云成立戒严司令部，亲往温泉请胡瑛出任司令。这时，胡瑛收到朱德总司令的一封信，略谓：‘蕴山（注:胡瑛字）学兄勋鉴：此次我军纯因北上抗日，途经云南，并无犯滇意图，望仁兄勿与为难，则国家幸甚，民族幸甚矣……’胡瑛与龙云、孙渡等商议，于是云南采取了堵而不击的方针，未与红军发生大的战斗。[31]

与此差不多同一时候，朱德派出信使，带着亲笔信找到时任云南宪兵司令、云南宪兵学校校长、云南警察学校校长的云南陆军讲武堂同学，云南陆军讲武堂丙班同学、护国战争时期老部下和井同山“会剿”时期的老对手杨如轩。杨如轩 把信拆开一看，没有实质性的内容，正要开口与两位信使交谈，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昆明第五分校主任唐继麟一身戎装，佩着中将军衔，未经通报进入小会议室。杨如轩只好把唐引到办公室谈话，安排宪兵司令部军需处长李峥接待两人，约定下午二时见面，午饭后两位信使一去不返。[32]

根据记述和当事人回忆，似乎有这么一条较清晰的脉络呈现出来，红军方面与云南高层的接触有多条渠道。与龙云既有同乡之谊，又有一起在唐继尧身边共过事的罗炳辉，[33]采取直接派人送信给龙云的方式接头云南最高层；朱德利用其在老一辈滇军中的影响，派人通过与龙云过从甚密的中间人与龙云接触。[34]种种迹象表明，这种接触并不是个人行为，而是红军高层的统一部署。极有可能的真相是：红军四渡赤水，跳出蒋介石的黔北围困封锁后，党中央、红军总部指示罗炳辉派人到昆明给龙云送信，要求“借路”；毛泽东兵临贵阳成功调出孙渡纵队后，在红军即将二次进入云南之时，卢志英带着朱德的亲笔信提前进入昆明，先后找到杨如轩和胡瑛，最后通过胡瑛见到了龙云。龙云摸清了红军“借道入川” 的战略意图后，卢志英以薛岳“副官”的身份押运地图物资前往沾益。

朱德和胡瑛的交集始于云南陆军讲武堂特别班。

朱德1909年考入云南陆军讲武堂丙班。不久，为考绩特优的学生提前分科设立特别班，但当时考取特别班的仅胡瑛等27人，难以编队整训，于是由丙班生中择优补充到100人。朱德因成绩优秀被编入该班。两人一同参加了辛亥云南重九起义，晋升为连长，护国战争期间朱德在川南战场，胡瑛在湘黔战场都取得了不俗的战绩。1922年初，胡瑛回到昆明，在连年征战、戎马倥偬中，与前期回昆的朱德度过了一段短暂的时光。

1922年9月朱德踏上旅欧之路，经法国巴黎辗转至德国柏林。其间，由于缺乏经费，朱德曾致函向担任讲武堂将校队总队副（队长由唐亲自兼任）的胡瑛求助，胡瑛汇款由柏林中国公使馆转交朱德。[35]

红军在贵阳虚晃一枪，实现了把“滇军调出来”的战略构想后，直插滇黔桂交界的黔西南。这时，北渡长江的道路已被刘湘封死、南走桂境将陷入重兵包围，入滇已是势在必行。

但红军入滇后又去往何处？龙云集团的态度至关重要。龙云会像陈济棠、白崇禧一样“借道”“放水”吗？扎根中国这块苦难土地上，对中国政治历史与现状有深入研究的毛泽东显然是充满信心的。“白色政权间的长期的分裂和战争，便给了一种条件。”中国白色政权的分裂和战争的继续不断，就是“红色政权所以发生和存在的正确的解释的缘故”。[36]

根植于对中国国情的深刻了解，凭借天才领袖的大智大勇，毛泽东充分利用了蒋介石与云南地方实力派龙云之间的“分裂与战争”，4月24日率领中央红军全部进入云南，5月9日成功巧渡金沙江。

5月4日，红军过江到了最紧急的关头，这一天，毛泽东渡过金沙江，[37]但红1军团和红3军团在龙街和洪门渡江受阻，夜半时分（子时）龙云给滇军追击部队发出电报：

特急。孙司令并转安、刘、鲁、龚各旅长鉴：克密。现赤匪某要人派其伪军委会第二局重要职员某，前来代表接洽，并携有密函。谓:大江前有防堵，后又被大军压迫，过江已成绝望，军心颇动摇。愿抒诚，请保全生命，发还旧有财产为条件，情词极为恳切。其人与滇旧有关系，临危急之际，似不忘前情，故尔如此，或者出于真诚，此间虑中，已准其所请。令前敌将领接洽，尚希斟酌办理，勿为所骗。至宾州以上及鹤庆、丽江一带，已令大理部队及史华所部与省中加派之兵，前往择要防堵，绝无他虞。[38] 

“防蒋”胜于“防共”，这封电报传递出的信号就是要滇军对红军“且慢追击”，决不能让红军“过江已成绝望”变为现实。

这封非常蹊跷的红军总部“与滇旧有关系的某要人”，派情报二局的“重要职员某”，“携密函”“前来代表接洽”，“愿抒诚”，并且“已准其所请”的电报，透露出三个方面的信息：一是在红军总部既符合“赤匪某要人”，又“与滇旧有关系”且能够派出二局重要职员代表红军与龙云谈判这三个条件的人，只可能是朱德；二是“前来代表接洽”的“第二局重要职员”只可能是“来自二局更深处”的卢志英。因为卢志英曾经是特科重要成员，本身就一直在情报战线工作，也可看作是“二局重要职员”，更为关键的是押运员赵汝成几乎在同一时间在昆明与“李副官”偶遇；三是告知孙渡等人，金沙江“宾州以上各渡口”已派兵“择要 防堵，绝无他虞”，言下之意就是此刻对红军不要追得太急，才能实现把红军“赶”出云南目的。

五、结语

进入云南的中央红军4月27日“意外”截获大比例军用地图，俘虏了单枪匹马押运地图的薛岳部“李副官”，不可能是一个“巧合”的偶然事件。

当到达贵阳的滇军继续奉蒋之命向贵阳以东追剿红军之时，红军先头越过龙筑线，主力到达安顺，进攻目标直指贵州兴义和云南滇东。龙云意识到，他最担心红军入滇的状况即将出现， 把红军堵在境外靠留在云南的军事力量不现实了。龙云被迫实行“一旦红军入滇，尽快赶出境为好”的备选策略。所以，当罗炳辉派出的信使成功见到龙云，带回龙云明确的态度后，毛泽东在路旁摊开地图，在图上画了一道从贵州省向东南、向西、向西南，入云南，经昆明附近至元谋、金 沙江畔的一长条大迂回的红杠杠。考察过云贵川地貌，情况相对熟悉的卢志英再次当起了重任，带着朱德写给胡瑛、杨如轩等讲武堂同学的信进入昆明，最先找到杨如轩面谈，但唐继麟的突然出现使见面中断，通过杨如轩与龙云见面失败。幸运的是，他顺利找到胡瑛，把朱德的信件交到胡瑛手上，通过胡瑛见到了龙云，与龙云达成红军“借道”北上入川，并商定了将地图及白药带回红军总部的具体途径和方法。

4月27日下午，以薛岳部“李副官”身份作为掩护的卢志英，将地图和物资送达沾益红军总部。

这就是龙云献图应是“有意而为”的再探索。龙云献图绝不是红军长征过程中的一个并非无足轻重的事件，龙云献图的结果，让红军进入云南后，结束了几个月以来的左冲右突不能打破追堵的困境，找到了北上途径。揭示龙云献图背后的真相，红军长征过云南的历史地位更加突显了。

【说明】作者普金山为云南民族大学人民武装学院讲师，主要从事云南近现代史研究。原文载《学术探索》2020年第2期。图片来源，网络。原文注脚已删除，为便于读者了解原文引用史料或特别说明之处，正文中用“[1][2][3]”等字样标出。